与深圳的交往

　　从一些陈年旧事说起吧。我第一次到深圳是一九四八年的夏天。那时广州疏散，我的大哥带我回港，途中遇上十号风球，火车到深圳要停下来。大哥带着我在深圳找留宿一夜的地方。在狂风暴雨中步行，见到一间卖米的小店子，大哥说：“这间房子要倒下来了。”果然，整间房子塌下，还竖着的是一个曲尺形的用作称米的磅。

　　我第二次到深圳是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后不久，那是一别三十四年了。记得罗湖当时有一间电影院，满街都是单车，一辆汽车也没有。据说当时深圳有二十万人。三十七年后的今天上升了一百倍。

　　一九八八年十月我带弗里德曼到深圳一行，他见到罗湖开始在兴建高楼大厦，不以为然——弗老历来认为政府倡导的皆不成气候。我没有告诉他我为什么不同意，因为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我在《信报》发表了《出售土地一举三得》，建议深圳通过出售土地的方法来解决发展经济需要的资金。

　　文中我说一个不是美国人的人，只要钱够多，可以将整个美国的土地买下来!一九八七年初，因为读到该文，深圳政府邀请我到深圳研讨。我对他们说要先搞好有关的土地法律，要搞基建，要招标竞投，而最好是卖给外地的发展商。我毫不客气地直言，他们不会懂得怎样建造!当时我可没有想到，不到二十年中国的基建水平冠于地球。

　　深圳的朋友迫不及待，只几个月后他们就搞土地拍卖了。他们选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，我生日那一天，在深圳举行土地拍卖，是中国的第一次。事前他们到香港大学找我，问哪里可以借得一个拍卖时用的木槌。我敎他们到哪里去找。该槌今天竟然在深圳的主要博物馆展出，作为镇馆之宝，可见深圳的博物馆的文化水平有点问题(一笑)。

　　约法三章论中国

　　说起来，我和内地的干部朋友的交往是来得更早的了。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广州一行，就认识梁尚立。该年十月我发表了《千规律，万规律，经济规律仅一条》，是回应孙冶方先生的。当时我不懂得用中文书写，由我口述，杨怀康与侯运辉执笔。

　　一九八二年回港作港大的经济讲座教授，在香港新华社工作的一位姓叶的女士找我——因为她是我在佛山华英念小学时的高中师姊——希望我能多为国家分析经济发展的路向。我对叶师姊说我没有用过中文动笔，要学一下。

　　跟她约法三章：我可以不说，我可能说错，但我不能说我不相信的。从那时到今天，北京上头从来没干预过我说什么，只是下面自作聪明的人无数。
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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